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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,君主使人们畏惧自己的时候,应当这样做:即使自己不能赢得人们的爱戴,也要避免自己为人们所憎恨;因为一个人被人畏惧同时又不为人们所憎恨,这是可以很好地结合起来的。只要他对自己的公民和自己的属民的财产,对他们的妻女不染指,那就办得到了。而当他需要剥夺任何人的生命的时候,他必须有适当的辩解和明显的理由才这样做。但是头一件是,他务必不要碰他人的财产,因为人们忘记父亲之死比忘记遗产的丧失(perditadelpatrimonio)还来得快些[3]。再说,夺取他人财产的口实是永远好找的;一个人一旦开始以掠夺为生,他就常常找到侵占他人财产的口实。但是,与此相反,夺取他人生命的理由却更加难找了,而且很快就消失了。正如我已经说过的,贪婪,霸占臣民的财产及其妇女,特别使君主被人衔恨;因此,他必须避免这两件事情。当大多数人的财产和体面都没有受到侵犯的时候,他们就安居乐业,君主只需要同很少数人的野心进行斗争,他可以有许多方法并且轻而易举地把这些人控制住。[9]圣父教皇利奥(SanitàdipapaLeone)指马基雅维里作此书时在位的教皇利奥十世(1513—1521),即乔万尼·德·梅迪奇(Giovannide'Medici,1475—1521),是著名的大洛伦佐之一员。马基雅维里在被罢官后有意同教皇利奥结交,在1519年(小)洛伦佐·德·梅迪奇死后,曾向教皇利奥建议在佛罗伦萨恢复共和国。新葡京410例如,在意大利我们就有费拉拉公爵[2]。其所以能够抵御1484年威尼斯人的侵袭和1510年教皇朱利奥[3]的侵袭,就是因为在这个领地的统治已经历史悠久了,此外更无其他原因[4]。因为世袭的君主得罪人民的原因和必要性都比较少,因此他自然会比较为人们所爱戴。除非他异常恶劣,惹人憎恨之外,他的臣民自然而然地向着他,这是顺理成章的。而且革新的记忆与原因,由于统治已经年代久远并且连绵不断而消失了;因为一次变革总是为另一次变革留下可以继续进行的条件的。

新葡京410现在从上述的头一种品质开始谈起。我说,被人们称为慷慨可能是好的;可是,如果慷慨在作法上使你不获称誉,它就损害你了;因为如果你有道德地并且正当地慷慨行事而不见知于人,你就逃避不了与此相反的恶名。所以,一个人如果希望在人们当中保有慷慨之名,就必不可免地带有某些豪侈的性质,以致一个君主常常在这一类事情上把自己的财力消耗尽了。到了最后,如果他们想保持住慷慨的名声,他就必然非同寻常地加重人民的负担,横征暴敛,只要能够获得金钱,一切事情都做得出来。这就使得他的臣民开始仇恨他,而且当他变得拮据的时候,任何人都不会敬重他。结果是,因为他这样的慷慨损害了许多人,而受惠者只是很少数人,所以他是第一个遭遇困难的人,不论发生什么危险,他将先受其害。而等到他认识到这一切想要缩手的时候,他将立即获得吝啬的恶名。在新近的那些事例当中有一件事,我不想保持沉默:亚历山大六世除了欺骗人们之外,既不曾作过任何其他事情,也从来不曾梦想过任何其他事情,但是他总是找到上当受骗的货色。因为世界上从来不曾有过一个人比他更加有力地作出保证,比他更加信誓旦旦地肯定某一件事情,而同时没有一个人比他更加随便地食言而肥的了。可是,他的欺骗总是称心如意地获得成功,因为他深刻地认识到人世的这一方面。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够认为自己总是能够选择一条万全的途径。相反,它倒是应当预料自己只能采取完全可疑的途径,因为事情通常是:人们在避免一种不利的同时,难免遭到另一种不利。但是,谨慎在于能够认识各种不利的性质,进而选择害处最少的作为最佳的途径。

[1]参阅马基雅维里:《论提图斯·李维<罗马史>前十卷》(以下简称:《李维史论》),特别是第一卷。该卷第二章的题目就是《共和国有多少类,罗马共和国是属于哪一类的?》。马西米诺是一个非常好战的人物。正如我已经谈过的,军队由于亚历山大皇帝优柔怯懦而感到不耐烦,于是把亚历山大皇帝杀死而选举马西米诺为帝。可是马西米诺却不能长时期地保持帝位,这是因为他有两件事情使他为人所恨,为人所轻。第一件是出身卑贱:他曾经在特拉恰(Tracia)牧羊(此事是众所周知的,并且在每一个人的眼中都是非常不体面的);另一件是,他在继承统治权的时候,并不立即去罗马占有帝位,却叫他的行政官,在罗马和罗马帝国的其他地方,干了许多极残酷的事情,从而使自己落得了一个非常残酷之名。考虑到这种变幻,有时我在一定程度上倾向于他们的这种意见。但是,不能把我们的自由意志消灭掉,我认为,正确的是:命运是我们半个行动的主宰,但是它留下其余一半或者几乎一半归我们支配。我把命运比作我们那些毁灭性的河流之一,当它怒吼的时候,淹没原野,拔树毁屋,把土地搬家;在洪水面前人人奔逃,屈服于它的暴虐之下,毫无能力抗拒它。事情尽管如此,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:当天气好的时候,人们不能够修筑堤坝与水渠做好防备,使将来水涨的时候,顺河道宣泄,水势不至毫无控制而泛滥成灾。新葡京410所以,那些新登帝位的皇帝们因为需要特别的帮助,就依靠军队更甚于依靠人民。这种作法对君主是否有益处,那就要看君主是否知道在军队当中怎样保持自己的声威而定了。

[3]朱利奥二世(IulioⅡ1413—1513)原名朱利亚诺·德拉·罗韦雷(IuAlianodellaRovelle),1503年起任教皇至1513年,决心收复全部教皇辖地,除费拉拉公爵抵御了他的攻击外,一些处于教皇宗主权之下的小国的繁荣时代由此告终。这样一类的方法,贤明的君主必须遵守;而且在和平时期绝不能够无所事事,相反,应该努力地利用这些时间,以便在命运逆转的时候,就已经做好了反击的准备。[3]梅塞尔·焦万尼·本蒂沃利(MesserGiovanniBentivogli,1438—1508),安尼巴莱·本蒂沃利之子。其父被杀时,他才七岁。长大后在波洛尼亚执政(1462—1504)。[9]维泰洛佐·维泰利(VittellozoVittelli),1502年在西尼加利亚被切萨雷·博尔贾杀害。

但是,我想还专门谈谈特殊方面。我要指出,我们看见某个君主今日幸福不过,明日却垮台,而没有看见他在性质上或者其他特性上有什么改变。我认为,其所以如此,首先是由于我在上面已经长篇地讨论过的那些原因,这就是说,任何一位君主如果他完全依靠命运的话,当命运变化的时候他就垮台。我还认为,一位君主如果他的作法符合时代的特性,他就会得心应手;同样地,如果他的行径同时代不协调,他就不顺利。因为,人们在实现自己所追求的目的,即荣耀与财富而从事的事业上,有不同的方法:有的谨慎小心,有的急躁鲁莽,有的依靠暴力,有的依靠技巧,有的依靠忍耐,有的与此相反;而每一个人可以采取不同的方法达到各自的目的。人们还可以看到两个都是谨慎小心的人,其一实现了他的目的,而另一个则否;同样地,两个具有不同脾气的人,其一谨慎,另一个急躁,都一样成功了。其原因不外乎是他们的作法是否符合时代的特性。由于我已经讲到的原因,结果,两个人虽然行动不同,却取得同样的效果:而另外两个人行动相同,一个达到目的,而另一个却失败了。虽然瑞士和西班牙的步兵被人们认为是可怕的,但是它们两者都各有缺点,因此,第三种部队[7]不但能够对抗他们,而且确信能够战胜他们。因为西班牙人不能够抵御骑兵,而瑞士人一旦在战斗中遇到同自己一样顽强的步兵的时候,他们就不能不感到害怕。所以经验已经证明,而且将来还要证明,西班牙人不能够抗拒法国骑兵,而瑞士人则被西班牙步兵所消灭。虽然这后一件事到目前还没有看到整个经历,但是在拉文纳战役中[8],已有了一个证明:当时西班牙步兵同采取与瑞士人同样战术的德国军队会战,西班牙人靠他们身体敏捷和圆盾的帮助,潜入德军跟前,在德军长矛无能为力的情况下,安然地袭击德军,后者无法招架;假使当时西班牙人不是受到骑兵的袭击,他们定会把德国人全部消灭掉。因此,如果看到这两种类型的骑兵的弱点,就能够创建一种新型的骑兵,它既能击退骑兵,又不需要害怕步兵。要做到这一点,就要选择武器和改变战术。而这一切就象新制度一样,会给一位新君主带来名誉和伟大的地位。[6]季罗拉莫·萨沃纳罗拉修道士(GirolamoSavonarola,1452—1498),佛罗伦萨宗教改革家。1475年为多米尼加会修道士。五年后进佛罗伦萨圣马尔科修道院传教,抨击当时教会和教士腐化堕落,主张改革和复兴宗教,并建立一个有效的共和政府。1491年萨沃纳罗拉成为圣马尔科院长,对佛罗伦萨政治影响日增。1494年,自梅迪奇家族被驱逐出佛罗伦萨后,萨沃纳罗拉掌握了佛罗伦萨的支配权,主持制定1494年宪法;至1497年为其全盛时期。但为教皇亚历山大四世所敌视,其势力骤然削弱,1498年作为异端者被捕,并被烧死。[21]此处所称苏丹统治的王国指埃及王国。它完全在著名的骑兵队(mammalu-cehi)控制之下。

因此我断言,在一个全新的君主国里——那儿是新君主的时候,为了保有这种国家而遇到的困难有大有小,这是按照获得这种国家的人的能力之大小而异的。由布衣一跃而为君主,就是以能力或者幸运为其前提条件,从而在这两者当中任何一者都会使得许多困难减轻几分,这是显而易见的。可是,最不倚靠幸运的人却是保持自己的地位最稳固的人。再说,如果君主没有其他领土而不得不亲身到那里驻扎下来的话,那就更为有利了。[25]1500年11月路易十二世同西班牙国王“天主教徒费尔迪南多二世”(FerdinandoⅡilCattolico,1452—1516)缔结格拉纳达(Granata)条约,商定把那波利夺取过来,法国和西班牙瓜分了那波利,但是后来两个国王分裂,路易十二世战败,法国人于1504年从所占领的那波利部分领土上被赶走。新葡京410[6]指西班牙的“天主教徒”费尔迪南多。他死于1516年1月23日,如果马基雅维里写作时点名,对于马基雅维里显然是不利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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